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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作品中表现明显。
[15] （四）林纪东的公权论 20世纪40年代，林纪东在行政法关系中展开了其公权论的相关论述，总体而言，突出贡献并不明显，其成绩主要在于分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特性。法律在对‘权力这样一种‘能力进行规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作‘权利的规定。
以是而言，则公私之辨严矣，又何疑于人民之不得为有权力者耶？二是与私权相对，由国家赋予，为公益而生。而为避免一切混淆，应加一形容词，实为必要。不过,该书也将常说的客观法翻译成了客观权利。君与民争则有宪法，民与民争则有民法，民与官争则有管理行政法。[德]耶律芮克:《联邦之公权论》,圣心译,载《新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行政法学的论述方式。国家权力之所以具有法律上权利的性质，其原因在于国家以国法而自行限制的结果。在公权私权效果的差异上，该书指出，公权以公益上的关系而存在，公权的权利人不得自由抛弃转移，否则有害于公益。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法律准予权利的能动性,使权利人对权利获得了随意性,放弃权利被认为是行使权利的表现。主观权利的概念早已有之，只是并未得到普及。该书认为，过去行政法学界笼统地将公民对国家的权利当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宽泛而没有学科特点，故而，该书没有采用公权或公权利的概念，而是使用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一词。个人的自由权自诉愿权及行政裁判制度发达之后才开始在法律上获得实际的效果。
[39]公权利的更多面相正在得到展现，也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得到拓展。与公法私法关系的认识相伴，公权论在民国时期取得较大程度的共识。
日本刑法分主刑和附刑两种，剥夺公权停止公权是附刑的一种。该文的译者按指出:公法学者最当严区分公权与法之反射。[17] 林纪东同样将公权分为国家的公权与人民的公权。[34]故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主观权利一词或观念虽然存在，但并未流行起来。
所有这些理论和主张都被他们用来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职能，掩盖进行执行—指挥活动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真正任务。人们渐渐习惯于区分使用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一般用权力指代国家权力，用权利指代私人权利。第三，公权利概念的通用化，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新的时代主题是如何面对强大的公权力保护私人的公权利。[5]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国学社1903年版,第28页。
人民的权利利益由君主赋予，而非人民所固有，无法保护，在保护法律上并无人格。在形式上，只须视其法规规定是否为权利的设定，凡对个人的请求因法律的拒绝或事物的性质而不保护者，纵然授个人以利益，亦不过为反射利益。
盖人类之对于社会也，苟以正常之目的，为合法（客观法）之要求, ，则此种能力，将可使其如愿以偿。国家公权与私人公权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内容也不相同。
综上来看，在民国时期，公权论已然定型，成为公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防止侵害，可请求国家的救济诉愿。个人公权通常分为自由权、积极的公权以及参政权三类。[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分论第二编。[27]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不过，这种权力意义上的公权利并未得到广泛认可，更多的是直接使用了区别于权利的权力一词。
[9]参见黎兴殷编述:《比较行政法》(上卷),中国法学会1913年版,第159页以下。(3)指向对象的确定程度不同。
在宪法学上，公权概念后来更多为基本权利概念所取代。[11]该书虽然介绍简略，但却多是公权的精要之处。
二、公权论的形成 公权概念在清末民初已有一定的认识，其公法上的权利内涵渐渐固定下来。参政权又名主动的公权，是构成国家机关、参与公务的权利。
相对人在行政法上享有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在行政管理领域中的具体化，相对人的权利同时构成行政主体的义务，其权益大致有参加行政管理权、受益权、了解权、隐私保密权、合法、正当、平等保护的权利、行政协助权、建议、批评、控告、揭发权、复议申请、诉讼和申诉权、补偿、赔偿权等。同时该书也批评了否定臣民公权的观点。而行政法上，其权利义务具有相对性，权利中含有义务，义务中含有权利，其权利未必纯为权利主体的利益，其义务也未必纯为相对人的损失。而国家的权利往往只是在国家所有等个别层面上来讨论，[38]国家权力一般不作为权利来对待。
只要不超越既存权利的范围，则不必另求法规的根据。[12]参见钟赓言《钟赓言行政法讲义》,王贵松、徐强、罗潇点校,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原书为1927年版),第114、119—120页。
私法上不许外国人所有者，谓之国民权。该词主要是因行政诉讼的主客观诉讼性质论争，特别是与《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原告资格的判断基准讨论而得到较多推广的。
他们把民法中确立下来的最基本的范畴——‘主体，客体，行为都搬用到行政法中。在中文中，在权利或公权利之前加上主观二字，既易生误解（这是主观上而非客观存在的权利），也没有必要（权利本就是受法保护的利益，可寻求救济和保护，再强调其主观性，无非是同义反复）。
在新中国，公权论退出了行政法学，之后又转换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理论，而国家公权论近乎销声匿迹。此外,在诸如臧某凤诉砀山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2016)最高法行申2560号]、李某秀诉山东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等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使用了主观权利的概念。在公权的种类上，美浓部达吉、副岛义一等皆三分为参政权、请求权和自由权，但保廷梁认为，参政权包括文武官吏及议员等并不妥当，武官并非参政，司法官及司法行政以外各官也不得以参政称呼。就演绎法论之，有法律而后有权利，有权利而后有人格，而后有意志，而后有知识。
1985年，应松年、朱维究的《行政法学总论》在行政法关系中除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外，简要谈到了其他当事人（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公民）的权利义务，但多为列举性规定。故而，参政权虽为人民的权利，亦有为人民义务的性质。
但在现代实行人民主权的国家，国家权力源自人民的授予，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拘束已属当然之理，使用国家公权一词强调其界限已非必需。国家在法所认许的范围内可对人民主张其权利，这就是国家的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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